「積極不干預」還可行嗎？

「積極不干預」還可行嗎？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最近對公務員長於執行、拙於制訂政策和長遠規劃、回歸後未能真正當家作主的評論在港引起極大迴響；王光亞雖諉諸英人治港的「成也英國、敗也英國」，但也難掩其對公務員表現的失望。

其實，本地學者和專欄評論亦經常提及相若觀點，惟一般多視為書生之見，未受重視。現由王光亞提出，劍指特區政府公務員領導班子，特區政府才驚覺不妙，也引起 公務員隊伍的不安和不滿。行政長官曾蔭權其後發言公開讚揚公務員的質素、紀律和效率，以穩定公務員情緒；而政黨回應和媒體評論則多從政制和政治角度着眼， 未能針對王光亞評論的重點。本文試從特區政府的管治思維，探討王光亞評論的啟示。
 
英式管治 特區承襲
香港回歸，平穩過渡，特區政府承襲港英政府的管治哲學。英國深知無法長期佔據香港，只視香港為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地點而已，因此港英政府難以、也不會作長遠規 劃，政府施政以解決短期問題為主。英國人高明之處，就是提出各種原則和理論美化這種短期主義的施政方針，以減低社會各界的不滿和批評，由前財政司夏鼎基於 七十年代倡導的「積極不干預主義」就是這種思潮下的產物。

這一主義強調政府會提供與民生福利有關的公共財如教育、房屋、醫療、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等，其他則讓市場主導，政府不作干預，因為干預縱或得到短期效果，但長期而言的惡果更嚴重，故權衡利害後，政府應讓市場解決問題，無論短期的影響是如何令人難以接受。

積極不干預主義經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大師佛利民的吹噓而聞名於世，香港經濟自六十年代中起飛和七十年代起的持續增長，讓積極不干預主義得到公私營的支持和信服，港英政府以此自豪，更視此為香港經濟賴以成功的因素，不應輕易修改。

政務官非常服膺積極不干預主義和小政府，一切由市場主導，毋須為經濟增長和其他經濟表現制訂政策和設定目標，大大減輕政務官的工作壓力和表現評核。港英政府 最關注維持社會穩定和審慎理財，許多政策是因應某些社會或經濟危機而作出的，而這些因應政策大部分由英國的專家幫助，或是由顧問公司建議而制訂的。

此外，積極不干預主義並無提及政府須負長遠發展規劃之責，所以港英政府從未發表五年期或十年期的《經濟發展白皮書》，而政務官亦難有制訂政策和發展規劃的訓練，足見王光亞的評論言之有物。

提議新政 卻遭抨擊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特區政府，施政方針和價值觀應異於殖民地政府，故適合港英政府的社會和經濟政策不一定適合特區政府，可是公務員精英的政務官卻以維護港英時代政策不變為己任，認為這是鞏固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基石，而不理會是否適合港人治港的需要。

回歸後，出任特區政府首任行政長官的商人董建華並無個人班底，提出的房屋和創新科技新政策遭到政務官或明或暗的抗拒，他們認為這有損積極不干預主義，害得董 建華新政無功而還。是以，董建華連任後推出「高官問責制」，延攬社會精英出任政策局的司局長，當時新任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為資深銀行家，他於首份預算案 （2002／03年度）提出政府要指出經濟發展的路向，以及提供必需的支援。

不過，這一新政策卻遭到《亞洲華爾街日報》猛烈抨擊，認為梁錦 松放棄了積極不干預主義，以及引進社會主義式的工業政策；可惜梁錦松未能提出更深入的理據支持，這一對香港極其重要的政策爭論並無擦出火花，政務官則冷眼 旁觀，梁錦松以棄陣告終，特區政府繼續高舉積極不干預主義大旗。繼任行政長官的曾蔭權曾於2007年一次講話中，暗示積極不干預主義要與時並進，但最後亦 不了了之。

換言之，特區政府承襲港英政府只重短期的管治思維，政務官並不視缺乏發展規劃思維和訓練為缺陷，更無意修訂積極不干預主義，難怪與中央商討「十二五」規劃的香港角色時格格不入，王光亞批評公務員未能真正當家作主，並非無的放矢。

政策研究 備受輕視
特區政府不單承襲港英政府積極不干預的管治思維，也沿用其政府部門架構——港英政府不重視體制內政策研究，所以各政策局和政府部門均沒有常設的研究單位；至 於中央政策組只為行政長官和三位司長提供政策諮詢，而非整個政府的政策研究單位，特區政府也沒有撥款成立如香港社會科學院之類的智庫，也不重視來自學術界 或民間的政策評論和建議，這種取態連第三世界也不如，匪夷所思。

回歸多年來，特區政府施政不彰的原因甚多，不重視政策研究和長遠規劃的治港 思維乃其中一個主因，以致造成不斷惡化的深層次矛盾，難以紓緩。港英時代還有英倫專家出謀獻策，做好危機管理；回歸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卻未能制訂合宜 政策、不作長遠規劃，以致深層次矛盾遠較港英時代為烈。

現在特區政府單打獨鬥，既無英倫專家出手相助，又恐中央政府的指點有損高度自治，苦無出路，卻又不深刻反省，仍堅持積極不干預的治港理念，聽不進溫家寶總理和王光亞主任有關做好「制訂政策和長遠規劃」的善意提點。

歸根究底，這是領導班子的治港理念問題，更是下任行政長官最大的挑戰。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