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16, 2013

《政府架構重組建議書》方向正確

《政府架構重組建議書》方向正確


當前特區政府施政頻頻失誤,原因甚多,除了政制發展和政黨政治外,也與政府架構和管治思維有關。其一是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轄下監督的政策局太 多,有力不從心之感;其二是特區政府不重視政策研究,各政策局竟無專責政策研究的人員和單位;其三是沒有設立專責社會和經濟長遠規劃的政策局,以致特區政 府只着眼於眼前事宜,拙於長遠發展策略,更常推出未經深思的政策,弄巧反拙,惹來市民怨憤;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也曾承認常常思慮不周。

長遠規劃 必須加強
針對此一缺陷,新民黨於6月底曾發表《政府架構重組建議書》,建議由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監督的政策局分別減至六個和三個,並成立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的經 濟發展局和人力發展局;前者轄下有商務及經濟局和創新及科技局,後者轄下則有教育局和勞工福利及退休保障局,藉以加強政策研究和長遠規劃,以改善施政效率 和加強各部門的協調。

新民黨的建議重視經濟和人力發展,以改善當前體制的弱點。現在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轄下有工商及旅遊科、通訊及科技科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並監督十個政府部門;雖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卻不涉及宏觀經濟政策研究,亦不作長遠經濟規劃,所以稱之為工商及資訊局更為合適。

現在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主要負責公共財政,以及就證券、銀行和貨幣制度、保險、公積金和退休計劃事務、公司註冊、無力償還和會計事務制定政策和立法,以確保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業有效和有秩序地運作,並受到審慎而適當的監管等,但仍不涉及宏觀經濟和經濟規劃。

上述兩個政策局均隸屬財政司司長,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的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只負責分析經濟現狀,而非制訂宏觀經濟政策和長遠規劃。

可見香港這一成熟的經濟體系,特區政府竟無一個政策局負責長遠經濟發展規劃,故無論港英政府或特區政府,均從未制訂經濟發展白皮書。難怪與中央商討如何積極 參與「十二五」規劃,以及與珠三角領導商議加強粵港經濟融合事宜時,竟無財政司司長參與,而要由政務司司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出席。

在沒有詳細經濟定位和發展規劃的情況下,特區政府與內地的經濟交流難有突破,各界對此均感不滿,除港商不斷抱怨外(前香港總商會總裁翁以登對特區政府推動CEPA不力的抨擊最具代表性),溫家寶總理、社科院和中通社均對特區政府的經濟決策和政策也曾作出嚴厲批評。

友好智庫 不善利用
歸根究底,這是特區政府過分服膺市場主導、不作長遠經濟發展和規劃的思維作祟,以致龐大政府架構中,獨缺負責宏觀經濟政策和規劃的政策局和官員;回歸後,更 涉及行政長官的治港理念和施政方針。由於行政長官不能有政黨背景,是以不用推銷政黨的政綱,但也因此而缺乏政黨的政策研究的支持;在這種情況下,行政長官 的治港理念就很重要。

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競選時曾經發表政綱,上任後也曾努力說服行政會議和爭取司局級高官的支持,可惜阻力甚大,且又逢 惡劣的政經環境,如亞洲金融危機、禽流感和沙士疫症,以及出現持續的預算赤字,故此無力落實政綱,致使董建華爭取連任時已不再發表政綱,只叫市民去看他的 《施政報告》。至於曾蔭權競選行政長官時,也沒有什麼詳細政綱,只強調「做好這份工」,以及在政制改革上大叫「玩鋪勁」罷了。

不過,說行政 長官漠視政策研究也不符事實,原來行政長官均有自己的智囊,與董建華關係良好的智庫有香港政策研究所和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與曾蔭權關係良好的智庫有智經研 究中心。這些智囊為行政長官出謀獻策,以彌補沒有所屬政黨政策研究支持的缺陷。可惜它們的規模不大,經費和人才也不足,難作深入研究;給行政長官的支持亦 不夠,例如董建華給「八萬五」房屋政策和政府的經濟角色弄得焦頭爛額,卻不見這些智庫發表研究報告,支持董建華的決策。

同樣,曾蔭權提出要 發展六個具優勢的產業,智經研究中心事前未有深入的產業研究,以支援曾蔭權的建議,令他只能提出口號式的建議;這樣,既缺相關統計資料,又乏財政支持,更 沒有定下發展目標,難怪連業界也感困惑,三年來這所謂具優勢六大產業的發展乏善足陳。可見兩位行政長官並不善用和重用友好智庫;而不改革漠視政策研究的政 府體制,也令人難以理解。

政府架構 非改不可
回歸十四年,特區政府的表現令人失望,足證管治思維和政府架構非改不可。可是董建華只引入「高官問責制」,曾蔭權則修訂為「政治委任制」,更引入副局長,但不重視政策研究的體制絲毫未改,故種種不徹底的改革難見成效。

新民黨從政府架構重組着手,建議成立名副其實的經濟發展局和人力發展局,強調政策研究和長遠規劃,積極推動與內地經濟的協調和融合。新民黨希望藉着架構重整,促使特區政府修訂管治思維和重視政策研究,可謂用心良苦。

對這一涉及思維轉軌的政府體制改革,難以寄望任期只餘一年的曾蔭權政府。至於競逐下任行政長官的幾位熱門人選,對此則須深入回應,讓市民知曉其治港理念和對施政效率的期許。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學系前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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