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盈餘漸見禍害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不斷強調審慎理財，自他上任後，從2008／09年度起，連續提出五份赤字預算案，前四份卻獲得結算（或修訂）盈餘，累計達1700億元。
猶記得2002年政府內部一份研究報告提出，香港可能會出現「結構性赤字」，那是否有點杞人憂天？當前各界，更為關注特區政府近年如何揮動魔術棒轉虧為盈；有論者更質疑特區政府是否存在「結構性盈餘」？
本文試從收支和經濟各方面探究之。
一、嚴控開支增長
開支多、稅收少則易生赤字，政府控制開支遠較預測稅收來得直接和準確，所以特區政府十分強調控制開支增長——在景氣時開支增長不應超過經濟增長率，在不景氣時更要削減開支以減少財政赤字。回歸前，公營部門（即公共開支佔本地總產值的比例）從未超逾20％，以此作為「小政府」的原則；回歸後，亞洲金融危機導致1998年經濟負增長，1998／99年度的公營部門首次超逾20％，其後數個年度均維持高比例，並於2003／04年度增至22％。
其後，唐英年接任財政司司長，該比例從2004／05年度逐漸減至2007／08的15.6％，主要是由於2004年起經濟復蘇和持續削支所致；唐英年更於2006／07年度首次制訂公營部門不得超逾20％的財政預算準則。而曾俊華在任的五個財政年度，公營部門逐漸回升，到下年度（2012／13）更會升至21.4％。
公營部門超逾20％，看似是公共開支不斷擴大，其實不然，主要是由於亞洲金融危機導致自1998年起香港出現持續數年的負通脹和經濟負增長或低增長，而非公共開支大增。事實上，在不景氣期間，特區政府嚴格控制開支，從1999／00至2007／08年度的公共開支數額，或與1998／99年度數額相若、甚或低於該數額，例如2007／08年度的公共開支數額便低1998／99年度，到了2008／09年度才真正回升；但2009／10年度所謂擴張開支的反循環財政政策，其公共開支竟低於2008／09年度數額，足見特區政府嚴控開支增長。
近年，因人口老化而導致社會福利開支增加，但特區政府在其他政策範疇作出調整，以及放慢公共服務在質方面的改善，以控制公共總開支，維持小政府格局，達致結算盈餘。
二、高估預算開支
許多政府會以低估預算開支，以求立法機構通過預算案，然後才在中期申請追加撥款。但特區政府剛好相反，多是高估預算開支，即結算開支少於預算開支。從回歸後的1997／98年度起，各年度的結算開支均少於預算開支，甚至是經濟負增長或強調採用擴張性反循環財政政策的年度均如是，例如1998年和2009年的經濟均有負增長，但1998／99和2009／10兩個年度的結算公共開支竟少於預算公共開支約100億元，足見特區政府重視財政穩定多於經濟穩定。
三、低估預算收入
如結算財政收入大於預算收入數額，便是低估預算收入。無論港英政府或特區政府均採取這種保守的理財手法，因為預測稅收受經濟環境影響大，不易準確，故多低估以免出現財赤。特區政府最重要的幾項收入為入息和利得稅、印花稅和地價收入，三者均隨經濟景氣周期波動。財政儲備每年的投資利息收入亦極可觀，但自2007／08年度，財政司司長與金管局同意採取新分賬安排，令利息收入的穩定性大增，故本節略而不談。
入息和利得稅約佔總財政收入的四分一，但自2004／05年度開始持續低估，平均低估10％至20％，財政司司長每次以入息和盈利較預期好來解釋。其實，經濟增長率與預測相若，故不應有較大差異，足證低估預算收入。在地價收入方面，波幅更大，估算更難，現在以相等於本地總產值的某一百分比（如1％至3％）來估算，偏向低估，誤差頗大。
與資產交易有關的印花稅收入，情況相同，波幅亦大。由2004／05年度起，各個預算案均能轉虧為盈，或盈餘大增，主要皆因大幅度低估預算收入所致，例如2007／08和2010／11年度，均低估800多億元。
四、與內地加強經濟聯繫
稅收與經濟表現的關係甚大，上節提及特區政府數項財政收入受經濟狀況影響，其波幅甚大，這解釋了九七亞洲金融危機及其後2003年的沙士疫症引發的持續不景氣，導致該期間稅收大幅下滑，連非常審慎保守的預算收入也無法達標。
不過，中央政府於2003年中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後，加上落實自由行，以及其後年年擴大CEPA內容，更於2007年把香港納入國家的五年經濟規劃內，令香港經濟相應受惠，抵銷了海外市場的波動。
在內地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內地訪港旅客增加、內地投資於香港資產市場激增下，令自2004／05年度起，特區政府連續出現結算盈餘，包括經濟負增長的2009／10年度。
欠市民一筆賬
上述幾種因素解釋了為何自2004／05年度起，特區政府有持續的結算盈餘，該期間共累積高達3867億元的財政儲備。難怪曾俊華從不懼怕提交赤字預算案，因為他早知會轉虧為盈，他也無意改變這種保守的理財手法；若一切政策不變，則特區政府必會出現「結構性盈餘」。
在行政主導下，各界對特區政府多年來美其名審慎理財，實則是蓄意扭曲預算收支的預測莫奈之何；立法會議員只多關注紓困措施的多寡，而忽略這種過度保守的理財手法的禍害。
特區政府坐擁6621億元財政儲備，但欠下多少公共服務在量和質兩方面的賬？窒礙了多少社會經濟發展的步伐？港人近日深受各種責難和羞辱，多少與此不無關係。《基本法》第107條所強調的審慎理財，不應如此解釋吧！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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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March 16, 2013
政府只願派糖 缺乏財政承擔
政府只願派糖 缺乏財政承擔
曾蔭權政府將於今年7月換屆，作為夕陽政府最後的一份財政預算案，各界均知難有創新突破，而且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一貫遵循僵化的審慎理財法則，甚少創 見，連所謂反經濟景氣周期的2009／10預算案，其預算開支竟少於2008／09年度的修訂預算開支，可見港式的反循環財政政策離不開審慎理財的框框； 而2012／13預算案諮詢的背景資料，更一反傳統，竟連一條問題也沒有提出，可見曾俊華連公關也懶理。
2011／12年度經調整 的原來預算有八十五億元赤字，最新發表經修訂預算則為六百六十七億元盈餘，轉小虧為大盈，所以曾俊華不得不在2012／13預算案大幅「派糖」，美其名為 順應各界訴求，包括調高各項薪俸稅免稅額和退稅的稅務寬減，以及多項一次性的資助和寬免措施等共計達八百多億元，手筆之大，前所未有，難怪政黨和市民多所 讚譽。
官商勢強 勞方無力
不過，若稍作深思，不難發現特區政府理財不善，本文試作分析。
政府、商界和勞方如何合理分配經濟增長成果，是每個社會必須小心處理的課題。香港缺乏真正的議會政制，市民不易通過選票表達意見和訴求；勞方也因缺乏集體談判權，難以通過罷工爭取合理權益，而爭取多年的最低工資法案才於去年落實，故勞方在三方分配中只佔小份。
香港雖是經濟自由度最高的資本經濟體系，但迄今並無《競爭法》條例，各重要行業多由大財團操縱，牟取暴利，以致財團巨賈紛紛躋身世界富豪榜前列；而香港企業工時之長，更是商界對勞方的另一種剝削，這種不善待員工和消費者的經營手法，雖可賺取暴利，卻有欠社會責任感。
另一方面，當各個經濟先進工業國多受巨額財政赤字困擾之際，香港特區政府則連年錄得財政盈餘，且累積巨額財政儲備。究其原因甚多，最主要是特區政府保持財政獨立（參考《基本法》第106條），既毋須把稅收上繳中央政府，也毋須與下級政權分稅。
換言之，特區政府擁有全部的直接稅和間接稅的稅收和龐大的徵稅潛力；而且特區政府強調審慎理財，控制開支，故經營賬必有盈餘，加上回歸時繼承港英政府龐大的財政儲備，每年的利息收入不菲，故多錄得盈餘。
可見在官商勞的三方分配中，官商均佔盡便宜，難怪市民常有官商勾結的指摘，市民要求曾俊華派糖派錢去分享政府的超額財政盈餘，應屬合理要求，那可稍稍緩和官商勞三方分配不公而引致的社會矛盾。
貧富差距 派糖難解
不過，這種缺乏長遠承擔的年度派糖措施，根本無法縮窄分配不公所造成的貧富差距，結果要求預算案派糖的壓力只會愈來愈大；以派糖而非以提高工資來改善生活是港人的悲哀，但批判派糖要求而漠視分配不公的問題重心，更屬助紂為虐。
這 種數額不菲的年度派糖措施，世所罕見，但這種一次過的措施難有長期效果，因此特區政府常被詬病缺乏長遠承擔；原來這確是曾俊華鍾情一次過措施的主因——以 免造成長期的財政承擔。以特區政府坐擁六千多億元的財政儲備，仍然無法承擔公共財在質和量應有的改善，未免令人難以置信。
特區政府採用較港英殖民地政府更加僵化的所謂審慎理財法則，所以雖然坐擁巨大盈餘，仍不願和不得使用。特區政府採用下列兩個原則，規範與社會民生關係甚大的經營開支：
一、經營賬必須有盈餘，即經營收入（即包括各種稅收和收費收入）必須大於經營開支，若經濟不景時，經營收入減少，難以大幅增加、甚或必須相應減少經營開支；
二、公共開支不超於本地總產值的20％（公共開支是政府開支和包括各項營運基金，以及房委會的其他公營機構開支，但後者佔公共開支的比例甚少，通常只約佔5％），即所謂20％的公營部門上限，以示「大市場、小政府」。
公 營部門該要多大是極富爭議的課題，因這涉及稅收和開支政策，這在港英時代曾引起激烈爭論。七十年代中公營部門曾超逾20％，曾倡議積極不干預主義的財政司 夏鼎基指出：「要規定公營部門相對體積的最高極限，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須要關注過大的增幅或減幅。」又說：「隨着本港經濟的擴大，本港當能容納較大的公 營部門。」
經濟增長 沒訂目標
八十年代的財政司彭勵治更明言：「並沒有一套邏輯規則能夠釐定公營部門佔用資源的適當份量是多少。……支配着我們的並不是邏輯，而是環境和歷史。……以香港來說，我個人認為，不論怎樣都沒有任何理想的百分率數字可言。」
不過，前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卻於2006／07預算案把20％的公營部門上限首次寫入《中期預測》的《財政預算準則》內；曾俊華則蕭規曹隨，從不考慮其對香港當前的社會和經濟環境的影響。
從 上節談及的官商勞三方分配不公，可知政府必須在量和質兩方面大大改善公共財以緩和社會矛盾，可是曾俊華只知盲從落實上述兩個原則，以一次過措施來處理結構 性問題，只作量的微調，而不理會質的優化和多項公共財供應的嚴重不足，只通過派糖派錢方案爭取政治聚光，但一時掌聲難解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特區政府從不制訂經濟增長率的目標，亦無訂下與先進經濟體系相若的教育和科研佔本地總產值的目標比率，真不知特區政府如何開創知識型經濟、開發高新產業，以改善民生？以一次過措施來掩蓋結構性問題，曾俊華樂此不疲，大談審慎理財，穩健財政，可說是官僚缺乏承擔，令人慨歎！
下任行政長官會否穩中求變，仍須拭目以待。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曾蔭權政府將於今年7月換屆，作為夕陽政府最後的一份財政預算案，各界均知難有創新突破，而且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一貫遵循僵化的審慎理財法則，甚少創 見，連所謂反經濟景氣周期的2009／10預算案，其預算開支竟少於2008／09年度的修訂預算開支，可見港式的反循環財政政策離不開審慎理財的框框； 而2012／13預算案諮詢的背景資料，更一反傳統，竟連一條問題也沒有提出，可見曾俊華連公關也懶理。
2011／12年度經調整 的原來預算有八十五億元赤字，最新發表經修訂預算則為六百六十七億元盈餘，轉小虧為大盈，所以曾俊華不得不在2012／13預算案大幅「派糖」，美其名為 順應各界訴求，包括調高各項薪俸稅免稅額和退稅的稅務寬減，以及多項一次性的資助和寬免措施等共計達八百多億元，手筆之大，前所未有，難怪政黨和市民多所 讚譽。
官商勢強 勞方無力
不過，若稍作深思，不難發現特區政府理財不善，本文試作分析。
政府、商界和勞方如何合理分配經濟增長成果，是每個社會必須小心處理的課題。香港缺乏真正的議會政制，市民不易通過選票表達意見和訴求；勞方也因缺乏集體談判權，難以通過罷工爭取合理權益，而爭取多年的最低工資法案才於去年落實，故勞方在三方分配中只佔小份。
香港雖是經濟自由度最高的資本經濟體系，但迄今並無《競爭法》條例，各重要行業多由大財團操縱，牟取暴利，以致財團巨賈紛紛躋身世界富豪榜前列；而香港企業工時之長，更是商界對勞方的另一種剝削，這種不善待員工和消費者的經營手法，雖可賺取暴利，卻有欠社會責任感。
另一方面，當各個經濟先進工業國多受巨額財政赤字困擾之際，香港特區政府則連年錄得財政盈餘，且累積巨額財政儲備。究其原因甚多，最主要是特區政府保持財政獨立（參考《基本法》第106條），既毋須把稅收上繳中央政府，也毋須與下級政權分稅。
換言之，特區政府擁有全部的直接稅和間接稅的稅收和龐大的徵稅潛力；而且特區政府強調審慎理財，控制開支，故經營賬必有盈餘，加上回歸時繼承港英政府龐大的財政儲備，每年的利息收入不菲，故多錄得盈餘。
可見在官商勞的三方分配中，官商均佔盡便宜，難怪市民常有官商勾結的指摘，市民要求曾俊華派糖派錢去分享政府的超額財政盈餘，應屬合理要求，那可稍稍緩和官商勞三方分配不公而引致的社會矛盾。
貧富差距 派糖難解
不過，這種缺乏長遠承擔的年度派糖措施，根本無法縮窄分配不公所造成的貧富差距，結果要求預算案派糖的壓力只會愈來愈大；以派糖而非以提高工資來改善生活是港人的悲哀，但批判派糖要求而漠視分配不公的問題重心，更屬助紂為虐。
這 種數額不菲的年度派糖措施，世所罕見，但這種一次過的措施難有長期效果，因此特區政府常被詬病缺乏長遠承擔；原來這確是曾俊華鍾情一次過措施的主因——以 免造成長期的財政承擔。以特區政府坐擁六千多億元的財政儲備，仍然無法承擔公共財在質和量應有的改善，未免令人難以置信。
特區政府採用較港英殖民地政府更加僵化的所謂審慎理財法則，所以雖然坐擁巨大盈餘，仍不願和不得使用。特區政府採用下列兩個原則，規範與社會民生關係甚大的經營開支：
一、經營賬必須有盈餘，即經營收入（即包括各種稅收和收費收入）必須大於經營開支，若經濟不景時，經營收入減少，難以大幅增加、甚或必須相應減少經營開支；
二、公共開支不超於本地總產值的20％（公共開支是政府開支和包括各項營運基金，以及房委會的其他公營機構開支，但後者佔公共開支的比例甚少，通常只約佔5％），即所謂20％的公營部門上限，以示「大市場、小政府」。
公 營部門該要多大是極富爭議的課題，因這涉及稅收和開支政策，這在港英時代曾引起激烈爭論。七十年代中公營部門曾超逾20％，曾倡議積極不干預主義的財政司 夏鼎基指出：「要規定公營部門相對體積的最高極限，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須要關注過大的增幅或減幅。」又說：「隨着本港經濟的擴大，本港當能容納較大的公 營部門。」
經濟增長 沒訂目標
八十年代的財政司彭勵治更明言：「並沒有一套邏輯規則能夠釐定公營部門佔用資源的適當份量是多少。……支配着我們的並不是邏輯，而是環境和歷史。……以香港來說，我個人認為，不論怎樣都沒有任何理想的百分率數字可言。」
不過，前任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卻於2006／07預算案把20％的公營部門上限首次寫入《中期預測》的《財政預算準則》內；曾俊華則蕭規曹隨，從不考慮其對香港當前的社會和經濟環境的影響。
從 上節談及的官商勞三方分配不公，可知政府必須在量和質兩方面大大改善公共財以緩和社會矛盾，可是曾俊華只知盲從落實上述兩個原則，以一次過措施來處理結構 性問題，只作量的微調，而不理會質的優化和多項公共財供應的嚴重不足，只通過派糖派錢方案爭取政治聚光，但一時掌聲難解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特區政府從不制訂經濟增長率的目標，亦無訂下與先進經濟體系相若的教育和科研佔本地總產值的目標比率，真不知特區政府如何開創知識型經濟、開發高新產業，以改善民生？以一次過措施來掩蓋結構性問題，曾俊華樂此不疲，大談審慎理財，穩健財政，可說是官僚缺乏承擔，令人慨歎！
下任行政長官會否穩中求變，仍須拭目以待。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財政司司長功能貶值
財政司司長功能貶值
曾蔭權政府換屆在即，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最近發表的2012／13年度預算案內為其五年的理財作結，對任內能恪守審慎理財、累積巨額財政儲備感到自豪；但他避重就輕，不談敏感課題，本文試從三方面作出探討。
一、發展策略欠奉
特 區政府的財政司司長主管一切關乎財經、金融、工商貿易、科技、旅遊等政策，權大責重，各國的財政部長均無出其右，難怪港英政府時代要由最優秀的公務員出 任。可惜在曾俊華任內，許多重要的財經政策竟付之闕如，而他也未能條理清晰地回應提問和批評，其論點多不超越官方發言稿範疇，難以令人信服。
他 的過分低調，與其權責是不相稱的，例如他從未回應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香港各種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深層次矛盾的關切，他既不鼓勵體制內的政策研究，對一些重大 經濟問題亦甚少評論；他從未提出與香港經濟長遠發展有關的策略，所謂對六大具優勢產業的支持措施，也不過是執行行政長官的指示而已。
特區政府自2004年提出「面向世界、背靠祖國」的經濟定位後，如何背靠祖國、加強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理應是財政司司長的職責，可是卻由憲制及內地事務局主導，真不知特區政府這一安排的邏輯？試問憲制及內地事務局並無財經專長，何能擔此重任？
此 外，香港各界也不知香港與深圳有關前海的協議，以及與廣東的粵港合作框架是如何弄出來的，既無諮詢討論，也無詳細分析其影響，港人只能等到傳媒報道簽約儀 式時才知曉；可是曾俊華對這種近乎荒謬的部門分工和欠透明的粵港經濟關係從無異議。他迴避責任、還是力有不逮呢？難怪各界多認為曾俊華把財政司司長的功能 矮化成一個只管出納的會計師。
二、理財法則僵化
所謂審慎理財是要通過財政預算案顯示，而編制量入為出的預算案 則須要根據財政預算準則落實，財政預算準則是預算案內「中期預測」的一個重要環節，這些準則包括預算案盈餘／赤字、開支增長率、公營部門大小、財政儲備的 適當水平、稅收政策等多個範疇。這一體制在七十年代已基本完備，歷任財政司均會根據當時的財政和經濟狀況作出修訂，而非一成不變。
回歸後， 香港經濟的波動甚大，從九七亞洲金融危機導致1998年香港經濟負增長，以及隨後數年的負通脹和2003年的沙士疫症等，俱令特區政府財赤急升，所以該期 間的三位財政司司長（即曾蔭權、梁錦松和唐英年）均曾修訂財政預算準則，特別是關於經營開支、公營部門和財政儲備。
到了曾俊華上任，雖然經歷了2008年世界金融風暴、2009年香港經濟負增長，以及自去年不斷惡化的美債和歐債危機，但他的五份財政預算案對財政預算準則竟一字不改，全無討論，足見他缺乏創見。
有 時更見他思維混亂，例如他預測2009年香港經濟會負增長，所以在2009／10年度財政預算案採取擴大開支刺激經濟的反經濟周期的財政政策；可 是，2009／10年度預算開支竟低於2008／09年度的修訂預算開支，而2009／10年度的結算開支更低於2009／10年度的預算開支，這就是曾 俊華所謂的擴大開支，數字足證謊言，成為笑柄！
近年各界不滿公共服務不足和質素下降，要求增加經營開支之聲不絕於耳，更不滿特區政府只顧累 積而不善用財政儲備，要求修改相關的財政預算準則，但曾俊華卻不回應、不討論、不理會，他重視財政穩定，大於民生福利，寧願採取一次過措施，而不願作開支 的長期承擔，如2012／13年度預算案一次過措施的開支竟高達政府總開支的五分一。
三、聯滙不願檢討
自 1983年10月採用港元兌美元聯繫滙率制度後，差不多三十年維持不變，由於美國財赤、貿赤和公債不斷擴大，經濟增長放緩，以致美元持續貶值，而港元因聯 繫滙率而同受影響，更要跟隨美國的利率政策，可是香港經濟自從2003年中復蘇後持續增長，因此美國的利率政策根本不適合香港經濟；加上內地經濟持續高增 長和人民幣不斷升值，故港元兌人民幣自2003年起不斷貶值，更導致近年香港的高通脹，均源於聯繫滙率制度所致。東南亞各國多採用浮動滙率，以避免資產貶 值和高通脹，其中以新加坡的表現最為突出。
港元貶值雖有利港貨出口，但由於香港製造業已式微至不足經濟的2％，故影響甚微，反而不良影響湧 現，因此無論商界、勞工、政界或學術界均要求特區政府檢討聯繫滙率制度，但曾俊華並非金融專才，重大的金融決策還須聽任金管局，而金管局兩任總裁（即前任 的任志剛和現任的陳德霖）均強調滙率穩定壓倒一切，堅持不會改動聯繫滙率制度，無視港元貶值的不良影響。
反觀新加坡元是與一籃子貨幣掛鈎的 滙率制度，近年新加坡元兌美元不斷升值，但新加坡仍能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長，以及維持強勁的全球競爭力，足見新加坡元的滙率制度，無論在設計、操作或表現上 均優於港元的聯繫滙率制度。香港究竟是缺乏金融專才抑或高官缺乏承擔？香港當前許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與此不無關係，港人必須深切反省。
本文是根據財政司司長的權責和表現作出評論，難免主觀，歡迎各界回應；本文也許對下屆政府有點參考價值。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曾蔭權政府換屆在即，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最近發表的2012／13年度預算案內為其五年的理財作結，對任內能恪守審慎理財、累積巨額財政儲備感到自豪；但他避重就輕，不談敏感課題，本文試從三方面作出探討。
一、發展策略欠奉
特 區政府的財政司司長主管一切關乎財經、金融、工商貿易、科技、旅遊等政策，權大責重，各國的財政部長均無出其右，難怪港英政府時代要由最優秀的公務員出 任。可惜在曾俊華任內，許多重要的財經政策竟付之闕如，而他也未能條理清晰地回應提問和批評，其論點多不超越官方發言稿範疇，難以令人信服。
他 的過分低調，與其權責是不相稱的，例如他從未回應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香港各種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深層次矛盾的關切，他既不鼓勵體制內的政策研究，對一些重大 經濟問題亦甚少評論；他從未提出與香港經濟長遠發展有關的策略，所謂對六大具優勢產業的支持措施，也不過是執行行政長官的指示而已。
特區政府自2004年提出「面向世界、背靠祖國」的經濟定位後，如何背靠祖國、加強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繫，理應是財政司司長的職責，可是卻由憲制及內地事務局主導，真不知特區政府這一安排的邏輯？試問憲制及內地事務局並無財經專長，何能擔此重任？
此 外，香港各界也不知香港與深圳有關前海的協議，以及與廣東的粵港合作框架是如何弄出來的，既無諮詢討論，也無詳細分析其影響，港人只能等到傳媒報道簽約儀 式時才知曉；可是曾俊華對這種近乎荒謬的部門分工和欠透明的粵港經濟關係從無異議。他迴避責任、還是力有不逮呢？難怪各界多認為曾俊華把財政司司長的功能 矮化成一個只管出納的會計師。
二、理財法則僵化
所謂審慎理財是要通過財政預算案顯示，而編制量入為出的預算案 則須要根據財政預算準則落實，財政預算準則是預算案內「中期預測」的一個重要環節，這些準則包括預算案盈餘／赤字、開支增長率、公營部門大小、財政儲備的 適當水平、稅收政策等多個範疇。這一體制在七十年代已基本完備，歷任財政司均會根據當時的財政和經濟狀況作出修訂，而非一成不變。
回歸後， 香港經濟的波動甚大，從九七亞洲金融危機導致1998年香港經濟負增長，以及隨後數年的負通脹和2003年的沙士疫症等，俱令特區政府財赤急升，所以該期 間的三位財政司司長（即曾蔭權、梁錦松和唐英年）均曾修訂財政預算準則，特別是關於經營開支、公營部門和財政儲備。
到了曾俊華上任，雖然經歷了2008年世界金融風暴、2009年香港經濟負增長，以及自去年不斷惡化的美債和歐債危機，但他的五份財政預算案對財政預算準則竟一字不改，全無討論，足見他缺乏創見。
有 時更見他思維混亂，例如他預測2009年香港經濟會負增長，所以在2009／10年度財政預算案採取擴大開支刺激經濟的反經濟周期的財政政策；可 是，2009／10年度預算開支竟低於2008／09年度的修訂預算開支，而2009／10年度的結算開支更低於2009／10年度的預算開支，這就是曾 俊華所謂的擴大開支，數字足證謊言，成為笑柄！
近年各界不滿公共服務不足和質素下降，要求增加經營開支之聲不絕於耳，更不滿特區政府只顧累 積而不善用財政儲備，要求修改相關的財政預算準則，但曾俊華卻不回應、不討論、不理會，他重視財政穩定，大於民生福利，寧願採取一次過措施，而不願作開支 的長期承擔，如2012／13年度預算案一次過措施的開支竟高達政府總開支的五分一。
三、聯滙不願檢討
自 1983年10月採用港元兌美元聯繫滙率制度後，差不多三十年維持不變，由於美國財赤、貿赤和公債不斷擴大，經濟增長放緩，以致美元持續貶值，而港元因聯 繫滙率而同受影響，更要跟隨美國的利率政策，可是香港經濟自從2003年中復蘇後持續增長，因此美國的利率政策根本不適合香港經濟；加上內地經濟持續高增 長和人民幣不斷升值，故港元兌人民幣自2003年起不斷貶值，更導致近年香港的高通脹，均源於聯繫滙率制度所致。東南亞各國多採用浮動滙率，以避免資產貶 值和高通脹，其中以新加坡的表現最為突出。
港元貶值雖有利港貨出口，但由於香港製造業已式微至不足經濟的2％，故影響甚微，反而不良影響湧 現，因此無論商界、勞工、政界或學術界均要求特區政府檢討聯繫滙率制度，但曾俊華並非金融專才，重大的金融決策還須聽任金管局，而金管局兩任總裁（即前任 的任志剛和現任的陳德霖）均強調滙率穩定壓倒一切，堅持不會改動聯繫滙率制度，無視港元貶值的不良影響。
反觀新加坡元是與一籃子貨幣掛鈎的 滙率制度，近年新加坡元兌美元不斷升值，但新加坡仍能保持良好的經濟增長，以及維持強勁的全球競爭力，足見新加坡元的滙率制度，無論在設計、操作或表現上 均優於港元的聯繫滙率制度。香港究竟是缺乏金融專才抑或高官缺乏承擔？香港當前許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與此不無關係，港人必須深切反省。
本文是根據財政司司長的權責和表現作出評論，難免主觀，歡迎各界回應；本文也許對下屆政府有點參考價值。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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